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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病毒的进化史:从2003到2020

2020-02-12 16:42:00

病毒的本质是一串信息,信息的传播又和病毒的传染有异曲同工之妙。

编者按:本文来自橙皮书(ID:chengpishu),Odaily星球日报经授权转载。

和所有生命一样,病毒希望尽量多的复制自己,尽量久的存续下去。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基因组里携带的信息有这个需求。真正想要不断复制的,是那一串想不朽的信息。

病毒的本质是一串信息,信息的传播又和病毒的传染有异曲同工之妙。病毒和信息,黑死病和印刷术,曾经联手把历史推向了新的路线。

我是1月15号读到王兴的这条饭否,当时模糊觉得有些角落被点亮了:

我十年前就相信互联网是活字印刷之后IT方面最大的变革(比电报电话电视等更大);我也大概知道古登堡在欧洲搞出活字印刷之后世界发生了何等巨变:宗教革命,大航海,科学,启蒙,殖民,民族国家的兴起,随之而来的一战二战。但直到最近半年我才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并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疫情铺开之后,线上的信息洪流彻底淹没了我,这是我头一次感受到真实的“信息过载”。我回忆起03年SARS时期,猛然意识到这13年,信息的传播已经被互联网改的面目全非了,对王兴那条饭否的理解也更深了一层,对接下来我们还会经历哪些事情,多了些心理准备。

我想记录这两次疫情不同的个人体验,侧重点在信息传播。这篇文章里没有什么假设或者结论,但是会忠实的记录我的观察和想法。

2003年春夏之交 湖北的小镇

信息与病毒的进化史:从2003到2020

我的教室就在上图三楼最右,现在学校已经成了工厂

当时我13岁,读初三。

我记得那时候我的生活里几乎没有网络。其实有,就在街上的网吧里,但是我没用过浏览器上网,也没用过QQ,在那里我只玩过联机对战的罗马复兴。我的信息源应该只有电视和身边的人。看电视的时间一个月就只有放假的那两天吧?所以就只能靠身边的人说了。报纸?杂志?在我们那个小镇上不存在的,可能只有老师和政府官员有看报纸杂志的习惯。我还记得那一年有天下午,年轻的政治老师突然冲进来,让我们暂停背书,兴奋的说,美国进军伊拉克了,时事政治一定会考这个。他说对了。

和现在相比,当时的我在信息上可以算是与世隔绝了。

有一天,晚自习,政治课吧,反正是那种需要背书的课,前后桌的同学悄悄的说,你们知道吗?武汉北京这些大城市,有一种瘟疫,叫SARS。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细节了,还能记得的,就是当时那间发着白光的教室,大家都在背书或者讲小话开小差,说这个话的同学那副神神秘秘的表情,还有“瘟疫”这个词对我的冲击,因为之前只在历史书上看到过,这次终于是发生在当代了,虽然我也只是从同学口中听到只言片语。

当时我还没去过武汉或者北京,最远应该就是中心市区,大概20千米。

瘟疫没见过,感冒我倒是经常得。我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各种小病,每个月都得来一次,每次都很难受。

03年当然也不会少,于是我就在SARS满天飞的时候,发烧了,还一直不退。虽然医生说不是SARS,但是一直看不好,我病的很虚弱,在新江口看病的路上,我就哭了,想自己是不是要死了,其实当时也没细想如果要死了会怎样,当时实在太蠢了。

我记得妈妈非常勇敢,她安慰我说没事的,肯定能看好,于是就去找了专属神医肖医生,以前每次碰到大感冒一直不好,最后都是他治好的。这次也不例外,很快就好了。

你看,上一次瘟疫,我基本上置身事外,如果不是我也感冒了,可能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跟我完全没啥关系。

这一次可不一样

不知道你有没有小村生活的体验。这个小村,不一定是农村,也可能是城市,重点是,你所在的社区是一个熟人社区,附近的人都是老相识,这是传统的中国生活。和现在大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应该是非常不同的,别说社区里的人了,同一个屋里的室友都不一定认识。

这种小村生活,可能更适合叫做部落生活,是人类漫长早期历史里很习惯的生活。熟人社会,且有比较紧密的血缘关系,天然的共同体。

这种部落生活塑造了很多社会规范的核心,比如抱团排外,称兄道弟,重视名誉,利他主义。随着历史的发展,部落扩大成部落联盟,城市,国家和帝国,新的生活环境已经不适合继续沿用旧的社会规范了,人类的物理大脑却赶不上这个变化,还是更愿意停留在过去的环境中,我们会模拟出一些部落生活的场景,比如朋友圈。

张小龙在一次公开课的演讲上有这么一段描述:

本质上来说,就像我杜撰远古人怎么社交,其实我们人的社交是没有发生改变的,或者说社交的需求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们在线上的社交只是线下的社交的一个映射而已。

在线下在现实里面没有互联网的话,大家要去社交,可能去参加一个饭局,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可能熟人之间会打打招呼,我说的最主要是熟人的社交。但是这种线下的社交效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要跨越地理和时间才能做到。

朋友圈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朋友圈其实开创了一个新的社交的场所,其实它不止是一个时间流。我把它比方成一个广场。

你每天会花半个小时从广场走过,然后你看到广场里面你会迎面看到一堆堆的人在那里讨论不同的东西,聊不同的东西,有各自的主题,然后你经过每一个人群,这里面都是你认识的人,并且你可以停下来跟他们参与到任何一个小圈子讨论里面去,并且你会发现每一个小圈子也全部都是你认识的人。

你可以过去打一个招呼,或者参与一下。然后你转身离开到下一个,再去参与一下,或者不参与,或者只是简单的打个招呼的去点赞就走了。这样的话,当你把朋友圈给看完的时候,那时候你从广场已经逛完了。

这一次,虽然全国都有疫情,但是主战场集中在湖北和武汉。从物理距离来看,大部分人离疫区都很远,但是从心理距离看,大家都像在一个部落里。这是一个线上的虚拟部落。

这就是今年除夕我在手机上边刷手机边看春晚时的感受,异常强烈。

2020年春节前后 北京

这一年我30岁。和17年前相比,最大的区别可能是我一直在线,除了睡觉的时候,手机一直联网,微信一直在收发消息,我的注意力很多时候是在信息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被冲的筋疲力尽,也得不断往前走。

报纸杂志和电视这些渠道也都还在,但是我看的很少,书看的多一些,但是和其他追求即时性的信息渠道不太一样,线下的聚会也有,但是相比线上还是少了很多。

线上的信息,完全统治了我的生活。我身边的朋友也大多如此,和信息打交道多的行业,全天候在线,处理永无止尽的信息洪流。

背景交代完了。我就不啰嗦最近的流水账体验了,和大家在家里的体验应该差不多。直接说重点,聊聊我看到的这次信息传递的几个特点:

信息的总传播量,扩大了至少两个量级

这是信息技术(社交网络和移动互联网)完全铺开的效果,普通人处理信息的成本、机会和速度发生了剧变。

总传播量我是这么定义的,疫情期间每个人接受到的信息总量。相比17年前,微信和微博这两大社交网络,大幅拓宽了每个人输入信息的带宽,信息总供应量可能是六个数量级以上的增长,但是考虑到人接受信息的能力有限,真正能消化的信息应该至少增加了一个数量级。另外,联网人数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长。03年的联网人数只有6000万左右,现在则是8.54亿。

17年前,我们通过线下的媒介了解疫情,17年后,几乎所有信息都是通过网络传播的。

这是整体信息环境的大变。其他变化都因此而起。

从线下广播到去中心化线上传

03年的信息传播,大部分都是一对多的广播式媒体,电视,广播,报纸杂志,门户网站。唯一的例外是BBS、QQ和线下的聊天,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还是偏小众的。

现在,曾经的信息传播方式还在,但相比微信微博里的海量信息,完全被淹没了。各种类型的信息,不管是聊天截图,某人拍的视频,专业媒体的报道,还是只言片语,都通过社交网络传开来。这种感觉

如此一来,政府对信息的掌控变得复杂了,完全掌控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原因在于,过去能够大量传播信息的“媒体”是稀缺的,渠道和内容生产者都是如此,所以管起来容易。现在渠道和内容生产者都变的丰富了许多,很多时候只能靠人力去事后监管,比如各种删帖,相比17年前相对严密的管理,现在这种管理方式可以说是漏洞百出。

打个比方,如果你想让所有的鸭子都按一个调子来叫,最好是鸭子少一点,都在一个笼子里待着。如果有十几亿只鸭子,都能随时叫唤,还都不在一个地方,难度可想而知。

方法也有,就是得付出其他的更高的成本,比如让所有鸭子都闭嘴。

一个反例:因为是科层制而不是网状结构,国家机构内部的信息流通速度显著低于外部社会。比如在多篇报道里会看到 ,卫健委或者疾控中心在收集一线数据时,是先定标准,我要这几类数据,其他的数据不收,因为收集数据是通过表格来完成的 ,没有这一栏你就没法填写。一线的医院也就没有上报其他信息,比如医护人员的感染数据。

诡异的场景出现了,一线的人都知道,有显著的人传人和医护感染,但是这个信息没法传递给卫健委或者CDC,必须等上级来一线实体调研,大家面对面了,才能把这个信息传递过去。

我不清楚政府内部的逻辑。按惯常的想法,他们不能发邮件或者加个微信或者找人带个消息么?也许这不合规范,但是对传染病这类非常问题,系统内不至于这么呆板吧?

仔细想想,也许科层制组织天然和网状信息技术是不相配的。前者要求信息有规律的逐层流动,后者则是不受限的点对点流动,网络拓扑图是两个形态。

换个角度想,政府一定得是科层制么?可能是混合制么?甚至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形态?比如当下这种紧急时刻,是不是就能打破常规,在收集信息时,真正利用互联网或者区块链,而不是靠基层公务员人肉收集,再层层汇报?

我们在快速走向一个信息高度复杂化的世界。然而,还有人幻想,通过强大的AI和计算,可以实现曾经计划经济的梦想。

他们的想法是,过去失败的原因是中央获取数据的成本太高,计算和治理能力不够,现在这几项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所以这次可以了。但是有一点没注意到的是,中央获取信息并计算得出解决方案的能力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社会整体信息复杂度的增速。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只可能在少数几个领域内(比如复杂度不高,或者对效率要求不高),实现计划经济。

每个人都可以生产信息

过去这半个月,是传统媒体难得的小阳春。突发的群体灾难本来就会催生巨量的对及时真实信息的需求,加上监管的压力突然松了一些,还保有传统风骨的媒体毫不犹豫的冲了上去,在一线做出了很多优秀的报道。

这一部分和17年前可能区别不大。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如果我们广义的看“信息”,绝大部分信息其实是由千万个体创造的。

在疫区的任何一个人,拿起手机拍下医院里排队的人,小区楼下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倒在地上的病人,发到微信群或者微博上,这些信息的传播能力和效果,很有可能是难以想象的。我相信疫情刚开始那几天,你在微信群里肯定没少看到这样的视频或者图片,你不知道是谁拍的,啥时候,在哪,准确度有多高,但是在那一刻,很多人看完都会转发到其他群,对视频的真实度不会有多少怀疑。俗语说,眼见为实,我都看到视频了,这还有假?

拍摄视频,相比写一篇文章,已经是成本低了很多,但是还有更低的。你在群里的聊天记录,也说不准会被谁截图或者直接转发,如果里面有诸如“哪里又死了多少人”这类信息,很快各个群里就传的到处都是了。

这些都还没提能够自己写文章的人,这些相对专业的选手,更明白传播的规律,踩着点写出各类文章,目的各异。

从源头上看,整个信息场从之前的寥寥几人在说话,变成了每人都可以说话,甚至有机会抓住话筒大吼。

新的危机

信息又多又杂,渠道分散,无法管控,如此一来,大众如何分辨信息的真伪,在传染病这种紧急又重要的时刻,成了大问题。

我不是科班出身,对信息传播的很多经典理论,都是后续碰到实际问题时才去研究的。比如什么是谣言,我是直到最近才认真想过。

我本来以为自己是理性的,警惕的,不会着谣言的道。结果腾讯的疫情辟谣网站一上线,一看我连着中了好几条,好多看着合情合理的信息,它就是编出来的。

我后来反思了一下,一个消息看起来合情合理,能推导出它是真的么?当然不能!我怎么就信了呢?潜意识里,看到一条信息,我先判断是否有异常,如果没有,和我的认知基本符合,我很可能就这么信了,尤其在这条信息和我的利益关系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如果是特别重大的信息,或者非常离谱但又传的很广,我才会专门去确认。

区块链提倡,Don't trust, verify. 不要信任,要校验。机器这么做没问题,人类的大脑总会想着偷懒,不可能事事都校验。从人类这个种群的角度看,我们总得信任点什么。

但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我发现,我有点不知道该信任什么了。曾经我觉得可信的机构或者理论,他们真的可信么?我开始有些理解经历过越战后的那一代人,为何对政府如此不信任,为何会对任何机构和体制都报以怀疑。

我后知后觉的感受到了“后真相时代”和“fake news”,如果没有独立守信的媒体,真相只会越来越暗淡。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即使信息的生产者没有故意造假,面对复杂现象时,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观察和解释,这时我们要如何找出事情的真相?去年的风波还没结束,这次疫情又撕碎了舆论场,未来面对气候危机、基因编辑这些更复杂的挑战,难以想象人类能够达成共识。

如果17年后,也就是2037年,再来一次紧急危机,那时候我们已经升级成虚拟现实的社交网络,每个人都能瞬间传送到世界任意一个角落,亲身体会那里发生的一切,我们也可以虚构一段体验,就像现在的Deepfake换脸一样。

那会是一场怎样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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